从科技赋能到制度标准建立急救不能只靠“过路医生”

[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市全市累计新增持证应急救护员超过20万人次。 ]

近日，国家疾控局等15部门印发《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2030年）》，计划提出，推动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配备急救箱（包）、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备。深入社区、农村、校园、企业、机关，广泛开展以心肺复苏（CPR）、创伤救护为主要内容的应急救护培训，提升社会公众伤害发生现场安全救援和应急救护的认知与能力。

提升全民应急救护的能力对于改善人民的健康获益极具经济价值。最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将急救培训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也让急救领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能不能救回来，只能凭运气？

当身边忽然有人倒下时，我们并不能都指望“过路医生”恰像天使般降临，事实上，这样的概率也非常小。

以心脏骤停为例，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报告显示，估测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约54.4万例。心脏骤停能不能救回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旁观者的反应，而这很多时候靠的是“运气”。一位知名心血管专家曾向第一财经记者描述过一个案例：有一次在饭桌上，忽然一个人倒下了，结果在场的全部都是医生，救回来了。“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就好像是苹果掉下来正好砸中了脑袋。”这位专家说道，“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走在马路上也不可能遇到那么多医生。”

近年来，随着年轻人猝死的消息频发，也提升了普通人对急救的意识。与此同时，心肺复苏等基本急救技能的普及任务也更加艰巨。

去年，一位年仅17岁的羽毛球小将在比赛时突然晕厥，送医后不治身亡，有专家称，现场没有看到AED等专业设备的出现，也未采取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措施，就连心电图检查也未看到。

“医疗抢救的及时性最重要，如果准备不足，那就失去了抢救的最好时机，非常可惜。”一位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还称，猝死大多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通常需要“争分夺秒”。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组织开展全民心肺复苏知识普及活动，情况也正在得到改善。4月24日，杭州一名23岁小伙在球场突发心脏骤停，球友接力用AED抢救挽回生命；4月10日，在深圳宝安一球场也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识，身边两位医生球友立刻施救，一人紧急心肺复苏，一人清理口腔，众人拨打120并取来AED，在120视频指导下完成电击除颤，为抢救赢得黄金时间。这样的例子正变得越来越多。

医生也难为“无米之炊”

在飞机或者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紧急医疗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一旦旅途中有人身体出现不适，乘务员往往会进行寻医广播。然而，多位参与过病人抢救的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生虽然作为专业人士，但在院外缺乏医疗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有医生曾呼吁，在航班或者高铁上，最好应该配备电子血压计以及指尖血氧饱和测定仪等常用设备。

去年9月，一位中国籍职业护士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她在某国内航司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航班上遇到一位老年乘客突发疾病，口吐鲜血。她和两位外籍医生在万米高空合力救助该老人。

在这一案例中，反映了在互联网技术加持下，空地联动进行远程医疗急救指导的先进性，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医疗硬件设备方面的不足。

通过“空地远程医疗急救平台”，机上的医护人员可以在地面专家的指导下对患者进行有限条件下的急救支持，并提前协调地面医务人员在航班抵达后立即开展急救检查，这得益于近年来空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然而，在施救过程中，三名医护人员发现机上所配备的听诊器等急救物品出现损坏的情况，血压仪、温度计显示都不稳定。对此，他们建议航司应定期检查并更换机上急救设施，以确保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使用。

据相关航司介绍，已在民航机载应急医疗设备配备（急救箱、应急医疗箱）基础上，增配乘务长药盒、一台电子血压计及一套急救箱物品；国际远程航班增配包括血氧仪、血糖仪、地塞米松注射液、哮喘粉状剂等在内的急救包。

近年来，一些航司也在通过建立医疗志愿者乘机信息管理系统来掌握医学专业人士的乘机情况，以便应急时发挥作用。但当遇到紧急医疗事件时，根据紧急处置原则，机组人员应率先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或采取常见急症处理方法，如提供氧气以及协助乘客用药。

有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二的机上紧急医疗事件可由机组人员单独处理，通过询问乘客主诉和观察症状与体征变化特征获得疾病初步判断，以及实施必要的基本急救操作，在这些操作都无效后，乘务员可通过广播寻找机上医务人员参与协助救治，也可通过空地连线实施远程救助指导。

在火车上，相应的急救用品配备也在完善，急救能力正在提升。2024年，《铁路客运车站和旅客列车医疗急救箱管理办法》印发，规定应从医疗急救箱配置、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和应急处置流程等方面提升站车急救能力。

社会急救系统已发挥作用

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强社会急救人员的培训。以上海为例，2024年至2025年，上海市红十字会牵头，连续两年将“培训8万名持证应急救护员”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市累计新增持证应急救护员超过20万人次，经培训合格的持证应急救护员已在公共场所成功施救超过20起。

利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过去几年，一些民间的网格化急救系统也逐渐发展起来，并承担起社区居民的急救培训等工作，培育起一批新的社区急救员。通过手机APP应用程序，就能精准匹配AED附近的急救员，能让AED第一时间来到需要急救的患者身边。

这些平台组织已经发挥出作用，急救志愿者唐先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在这类APP应用上已经多次接到过求助，也成功救助了多名患者。他还参加了数十场马拉松的急救工作，其中也包括使用AED进行心脏骤停的急救等。

如何让AED“流动起来”，而不仅仅是个摆设，是推动急救设备发挥作用的重要课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教授就呼吁，要普及AED的使用，应该发动外卖快递小哥一起参与培训，甚至可以考虑给他们一定的补助。“比如政府可以补贴1000块钱给你，虽然你没有送外卖，没去做快递，但我用了你的时间，这个钱国家补给你，将来形成一个急救网络体系该多好！”他说道。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医疗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今年也计划在公共场所，比如机场、铁路、高铁站这些地方推广和培训AED的使用。目前的问题就是设备没人会用，没人敢用。”

加速打通“生命孤岛”

老年人是医疗紧急事件的高发群体，也是完善社会急救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对于很多居家的“空巢”老人而言，独自在家摔倒或突发心梗、脑梗无人知晓怎么办？对此，在国家疾控局最新发布的《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中，特别提到了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行动，要求推进预防老年人跌倒相关适老化环境建设。

这背后需要一套高度标准化的技术和服务运行机制，需要打通各个环节的数据和“信息孤岛”，同时还要保护好老年患者的隐私。

就在本月，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社区居家老年人如何获得快速优质院前急救服务的团体标准——《社区居家场景下老年人急救服务系统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一标准涉及“跌倒自动报警、病史实时同步、急救资源智能调度”的一体化急救服务体系，目标是通过明确技术标准、数据共享、厘清各方责任，解决居家养老的安全兜底问题，将“理想的智慧养老”变成“可执行的标准规范”。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急救挑战时，核心策略之一是推动急救体系与长期介护体系的制度化协同，并通过“区域综合护理系统”将医疗、介护、预防、生活支持整合在社区层面。中国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也在制度理念上与全球老龄化先行国家地区接轨，不仅关注急救响应的速度，更强调从日常监护到院前救治的全链条打通。

深度参与标准拟定工作的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信息系统学教授、诺丁汉中国卫生健康研究所执行主任蔡昭教授表示，过去老人在家突发心梗或摔倒，最大的困境是“无法呼救”或“说不清位置”，即便有智能手表，数据也是零散的，家属和急救机构之间信息不通。

要实现信息打通这一目标，科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新出台的标准鼓励并规范了物联网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技术在老年人生命体征监测、跌倒检测、SOS一键呼叫、定位追踪等场景中的使用，要求系统能通过毫米波雷达（非摄像头）自动监测跌倒，并实时将老人的位置、既往病史、血型、用药记录同步给急救中心和家属。

“这相当于为老人配备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隐形护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系统能自动报警，大大缩短黄金救援时间。”蔡昭表示。

针对市面上老人手环、跌倒报警器等产品良莠不齐、误报率高等现状，新标准设定了硬性技术指标：要求跌倒检测准确率不低于95%，心率检测误差不超过±3次/分钟，并规定设备需在-10℃到50℃环境下正常工作。这避免了低质量产品扰乱市场，也为政府和养老机构采购设备提供了依据。

这一标准不仅在技术层面为居家养老的急救兜底提供了可落地的规范，还创新性地要求建立“监护—管理—服务”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形成社区、院前急救、监护人、志愿者四方协同的服务模式，打破传统急救中的信息孤岛局面，构建从风险预警、一键呼救到快速响应的完整服务闭环。

“这改变了传统急救单打独斗的局面。急救中心成了指挥大脑，社区医生和受过培训的志愿者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查看并提供基础生命支持，实现病人还没到急诊室，抢救方案已经在路上。”蔡昭介绍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避免了因误报误触造成的急救资源浪费。”

“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标准真正融入基层卫生健康体系，并处理好设备成本、数据安全、跨部门协同等现实挑战。”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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